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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见[日]山本敬三:《民法讲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以下。

本案中，最高院赔偿委员会并未要求受害人对其所遭受的精神损害提供证据证明，从保护受害人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来看是值得肯定的。检察机关的错误羁押致使其被扣押宝马轿车报废，个人房产和公司厂房被法院错误拍卖，银行信用卡欠款逾期未还，社会保险、专利权失效，公司无法上市，工程账款未收取，所持公司股权被冻结。

朱红蔚另要求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以登报方式赔礼道歉，不予支持。第二部分是其被羁押875天，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公司经营也因此受到影响，这部分精神损害无法消除影响，也无关名誉，赔礼道歉也没有用，这三种方式都不足以抚慰受害人这部分的精神痛苦，必须通过精神损害抚慰金对其进行抚慰。何海波.司法判决中的正当程序原则[J].法学研究，2009，(1)。正常的公司经营受到影响与其所受到的精神损害严重后果又有何关系？同理，代入上述对正常的公司经营受到影响的法解释展开，受害人朱红蔚由于人身自由被限制，身为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无法经营深圳一和公司，导致该公司因其涉诉而被冻结股权，不能为获得利润而制造产品、提供服务等，导致了受害人极度的精神痛苦。而本案的贡献，其一是建构了一种认定模式，其二就在于在这种认定模式下，为适用要件提供了两个典型的范例——生产要件与生活要件。

若是单纯由人身自由权受侵害引起的精神损害[12]，则属于侵害精神性人格权所造成的精神损害，需受害人提供证据证明精神损害达严重后果才予以金钱赔偿。通过对个案抑或群案的解析，丰富规范的内涵，解决法律适用的分歧，乃是案例研究的意义所在。通常说来，国际条约是由主权国家所协商的，用以规范缔约国之间在未来的关系。

如唐纳德•考玛斯教授所言，民意调查显示出……大多数受访者甚至并不知道议会理事会的存在。这些重大的改革立法看起来同革命宪法史如此不同，以至于学者经常会认为英国根本不存在一部宪法。西德政治精英还公然违抗盟国的要求，拒绝将他们的《基本法》提交给全民公投，原因有三：（1）公投在巴伐利亚州可能无法通过。在反对旧秩序的斗争时期，这些造反者曾发表公开宣言，证明他们持续不断的抗争行为的正当性。

他们是真刀实枪地赢得了革命的斗争。这就搭建起了在时段II建设新政权的舞台。

就此而言，欧盟所面对的不只是是一场经济危机，还是一场文化危机。还有些时候，只有在经过长时间的潜伏期之后，这个问题才浮出水面。而宪制发展就是这一宏大工程中的一部分。当然，宪法法院是通过何种方式获得了德国人民对其主张的最高解释权的承认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应当得到持续不断的讨论。

欧洲人则身处一种非常不同的处境。现在看只有一件事是清楚的：自觉意识到欧盟宪法文化的三元困境，要好过寄望于自上而下的强行干预即可奏效的盲目前行。但是就本文而言，我们最好还是就此打住，重新回到我所主张的更重大的命题，也就是，通向立宪政治有三种不同的道路，而不是只有一条。就这样，一方是一个日渐自信的司法分支，另一方是一个日趋常规化的政治体制，当双方发生碰撞之时，双方就会展开一场激烈的斗争，争夺谁才是革命宪法遗产的最终的守护者。

但是，即便是他们也无法主张由革命先辈所获得的那种克里斯玛型的权威。我将这种普遍的模型称为克里斯玛的宪法化（constitutionalization of charisma）——在此，它会让人联想到韦伯所描述的克里斯玛的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 of charisma），这是一种有所类似但却不同的过程。

1949年5月，一项调查也发现，三分之二的受访者无法确定基本法为何物……西德选民被剥夺了批准宪法的机会，也因此被剥夺了（如果组织起批准宪法的民主运动）他们本应当获得的宪法知识。法国、意大利和波兰的宪法则是革命的成就。

如果同内部人模式中作为责任政府之先例的务实改革立法相比，这种内部人-外部人的交易会形成一种看起来非常不同的宪法。如果安倍此举得逞，这就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安倍由此可以发起更大的攻势，彻底将麦克阿瑟宪法贬斥为是对日本价值观的虚假表达。科尔总理最不愿发生的事情就是，会有大批的东德共产党人和西德左翼分子进入制宪会议，挑战其政府的正当性。2、精英主义的症候 我们现在思考内部人范式中的责任政府。《伦敦协定》载有两项关键的要求，首先，议会理事会应起草一部名为宪法的文件，其次，理事会应将宪法议案提交给德国人民，以全民公决的形式加以批准。但是，《统一条约》却在民主德国签署该协议的那一刻起就取消了民主德国的存在。

有没有方法可以走出这一僵局？ 我没有答案。当然，革命运动也可以采取更为和平的公民不服从的形式——印度的尼赫鲁和国大党以及波兰的瓦文萨和团结工会就是这种形式。

在此之后，每当出现民众对抗的时刻，英国统治精英就诉诸于更进一步的策略性让步的行动。但是，赫尔穆特•科尔却不在他们之列。

在不同的国家，这类斗争呈现出非常不同的形式。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难题就在今天的西班牙上演着。

或者正相反，即便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他们的宪法是一个骗人的把戏，但只要它可以带来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他们仍然会继续支持这个体制。这些抗命行动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在第一种的场景中，局外的革命者在时段点I行动起来，动员起了反对现政府的运动。不同于革命宪制，此处的威胁并不是政党的专政。

就此努力而言，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对宪法政治的价值加以哲学意义的判断。在第二种理想类型中，新政治秩序的创建者并不是自外部而来的革命者，而是务实的建制派。

过去的十年是回避的十年，也正是因此，新兴的抗议运动可以将欧盟和欧洲中央银行说成是由冷酷的技术专家所主宰的外部势力，而欧盟的政客们只不过是充当着伪民主的装饰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美军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占领结束之后，其占领宪法也就随之寿终正寝。

一旦有自由派的大法官退休，他们的继任者就将加入最高法院内的保守派阵营，他们可以做出一系列的七比二的判决，扫荡那些在罗斯福新政和民权革命时代所来之不易的宪法成就。如果这一策略奏效，局内的建制派就可以重振其权威，他们可以制定出里程碑式的改革立法，引诱识时务的局外人抛弃他们更激进的同党，加入政治建制派来治国理政。

我们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去诊断出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因此，到底是什么样的动力机制可以产生出上述信念，值得我们持续加以研究。从建国到内战，直至新政和民权革命，在华盛顿、林肯、罗斯福、以及马丁•路德•金与林登•约翰逊同盟的领导下，美国人民每每动员起来，反复推动了美国宪法的转型——这就是我在《我们人民》多卷本中所论证的。但是，待到下一代执政者上台时，建制派制定了1832年的《改革法案》，以此接洽识时务的局外者。

通过对一系列的案例加以深度研究，我将要阐释出由20世纪革命留给我们的丰富宪法遗产。3、精英构建的宪制模式 上述两种理想类型都发生在紧张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但却形成了不同的结果。

在第一代执政期间，宪法只是强化了革命领导人的正当性，他们最初之所以赢得权力，是因为为革命而做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在战胜旧政权之前，他们要多年身陷囹圄或流亡他国。美国以内并不存在着这样的分歧。

本文原刊于《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15年5月号，原题为"Three Paths To Constitutionalism-and the Crisis of the European Union"，作者已授予本刊中文首发权。这是如何发生的呢？ 任何明智的回答都必须承认国大党的关键角色——由甘地和尼赫鲁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在1950年颁行了印度宪法，确立革命的成功果实。